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的双重逻辑

晏辉

马克思对资本、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于当代社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这种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首先是方法论意义。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起初就是哲学式的，即抽象与具体、劳动本体论、科学与伦理、存在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等的有机统一。这些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一种范式。其次，实践论价值意义。起始于15世纪末的欧洲现代化运动，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社会的结构及其展开方式，构建起了一个以欲望的神圣激发为动力、以市场的发现和拓展为环境、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手段的现代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方式。在诸种方式中，唯物史观或许是最好的把握方式，现代性是现代化的诸种特征，如主体性、复杂性、流动性、矛盾性，等等，对此可有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叙述方式。马克思以他鲜明的价值立场和独特的致思视角，把自己感受到、认识到和思考过的问题呈现给了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奉献给了后来者。

一、经济人类学何以逻辑上在先：在价值逻辑与事实逻辑之间

我们可以把经济学、经济哲学和经济人类学视作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的三个维度，尽管马克思本人从未这样表述过。依照对资本进行研究的内在理路，其致思逻辑应该是经济学——经济哲学——经济人类学。马克思在真正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资本之前，已经对资本的人类学性质作了优先判断，它表现为劳动、资本之人类学意义的先行标划，这就是经济人类学逻辑上在先的真实含义。（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也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态度和科学精神之有机统一是一致的，其内在逻辑进程表现为：批判——辩护——重构。或许，人们对马克思关于资本问题的沉思何以表现出经济人类学在逻辑上在先这一事实表示疑问、不解、质疑甚至批评，理由是马克思没有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观点。将价值逻辑先行标划出来，之后再去寻找甚或构造能够实现价值的事实逻辑乃是个人和人类生存发展的必然逻辑。马克思终其一生遵循的价值逻辑和事实逻辑，就是把个体、人类的对整体性的好生活的追寻和追求标划在他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辩护、批判以及超越之中，体现在从“预设—批判”到“分析—论证”再到“继承—超越”的致思进程中，也就是从“经济学—经济人类学”到“经济学—经济哲学”再到“经济哲学—经济人类学”的致思过程。

关于货币问题，就可以有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两种论证方式，穆勒表述的恰是前者，而马克思论证的货币既有经济学的性质，又有经济人类学的立场。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相互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既然人使这种中介活动本身外化，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非人化的人而活动；物的相互关系本身、人用物进行的活动变成某种在人之外的、在人之上的本质所进行的活动。由于这种异己的中介——人本身不再是人的中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的力量。这样，他的奴隶地位就达到极端。因为媒中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中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我的目的本身。同这个中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因此，只有在这些物代表这个中介的情况下，这些物才有价值，而最初却似乎是，只有这个中介代表这些物的情况下，这个中介才有价值。最初这种关系的颠倒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这个中介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是人的生产与人的生产之间的外化的中介作用，是人的外化的类活动，凡是人的这种类生产活动的属性，都可以转移给这个中介。因此，这个中介越富有，作为人的人，即同这个中介相脱离的人，也就越贫穷［1］（P164-165）。

马克思关于货币本质的精彩论证具有多重意义。

第一，在学术和学说的意义上，无论是经济哲学还是经济人类学都必须基于经济学之上，因为经济学呈现的是关于经济行动、经济关系之本质及其运行规律，经济学中的范畴、话语和逻辑为人们了解、理解经济规律提供了思考范式。然而，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也绝对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价值中立只在承认和尊重经济规律的意义上才是可行的；经济规律造成的过程和结果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如资本家如何运用其掌握的资本通过购买雇佣工人的劳动力从而支配整个劳动，以获取剩余价值，这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产生剩余价值的秘密，即资本家购买了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就同时购买了劳动力的展开过程及其结果即劳动，劳动是劳动力的展现和实现；购买劳动力的价格远远低于由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这完全可以被称为规律，创造剩余价值的规律。如果把这种规律视为天然、合理、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就永远无法解决剥削的问题，任何一种消灭私有制的革命都被视作是“反革命”的。于是，对经济活动、关系和规律的研究就绝不能仅停留在事实逻辑的研究上，必须引入价值逻辑的沉思范式。这个范式恰是经济人类学，它基于人们在创造财富过程中“能够做什么”，而又超越它，达于“应当做什么”的高度。

第二，马克思关于货币本质的论证和论述，不限于简单的交换媒介这一点，而是将其扩展为劳动者、私有财产、交换关系及其社会性质和类性质的论证上。毫无疑问，货币的发达及其普遍运用，正是交换经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它建构起了一个不同于原始经济和农业经济的现代生产逻辑：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只有充分实现这四个环节的相互嵌入和相互支持，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方式才能被运行起来。事实证明，货币的普遍运用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说的，“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2］（P52）。在现代生产逻辑体系中，只有通过普遍交换，使产品变成商品，使商品的使用价值获得交换价值，才能实现产品的价值。而交换价值的符号化形式恰恰是货币，货币是产品的外化形式，是不同产品相互交换时的比例关系，它是产品使用价值的代表。然而，当这个代表一旦超越了所有产品的个性，变成可以代表一切使用价值的符号时，它就变成了真正的“代表”，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只有预先获得这个“代表”的确认、确证，才成为真正的使用价值。这是一个双重“化”的过程。作为“外化”，一个使用价值借助货币将自身展现给他者，被他人承认、确认、使用，从而证明了使用价值的“价值”；当他人享用我的使用价值时，他人证明了我的价值。然而，我的使用价值一旦变成货币，变成我的代表的符号时，就证明了我丧失我的人性、产品丧失它的个性于那个普遍的符号即货币中，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异化”。

第三，马克思关于货币“外化”“异化”的分析和论证的经济人类学范式，绝不止于经济学意义，更彰显出哲学人类学意义，即劳动、资本、私有制之二重性之于个体和人类的意义。马克思正是基于对货币二重性的论证而进升到对劳动、资本和私有制进行人类学批判，这种批判充分体现了预设与批判有机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在马克思看来，由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相互外化，由普遍的交换关系产生的各种分离，可以有向上“发展”和向下“堕落”两种路向。向上的“发展”路向是：

不论生产本身中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现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1］（P170-171）

而向下的“堕落”的路向，即在私有财产相互外化、劳动与劳动者分离、劳动成为直接的谋生手段的境遇下，

人同自身相异化以及这个异化了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他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非现实化，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1］（P171）

向下的“堕落”的社会场景是马克思必须承认的当下现实，是必须严肃对待的非人状态，是必须予以反思和批判的异化现象，它绝不可能成为像自然规律那样的不可改造的社会状态。人类制造了这样一个非人的状态，也同样有意愿和能力改造这个状态，朝向属人世界演进。这不仅在观念上是可能的，在实践上也是现实的。马克思预先给出了这样一个将人的本质回归人本身的场景：

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使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对象化，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对象性的、可以感性地直观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你自己认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1］（P183-184）

马克思从四个方面预设了我作为劳动者、生产者和创造者，在我与我的创造过程及其结果中，在你享受我的产品中，在我是你与类的联系中，在我、你以及类本质之间所体现和实现出来的对象化、对象性关系中，映现自己，实现自己；我的存在、我存在的意义都在我与我、我与你、我与类之间得到了实现，得到了证明。这才是真正的属人世界。然而，现实世界则是一番充满矛盾、冲突和异化的景象，在属人和非人世界的相互映衬中，愈显属人世界的美好、非人世界的悲惨：“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它是生命的外化，因为我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第二：因此，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我的个性同我自己外化到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更正确地说，只是活动的假象。因此，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被迫的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是由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由于内在的必然的需要。”［1］（P184-185）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造成异化、矛盾、冲突的根源明确地揭示出来：“大量劳动积累起来，因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就是说，工人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地从他手中被拿走，工人自己的劳动越来越作为别人的财产同他相对立，而他的生存资料和活动资料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资本家手中。”［3］（P120）马克思在下面这段论述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理论旨趣和实践诉求：“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相互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等等当作前提”，（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3］（P155）。虽然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指明的事实出发，但要发掘造成私有财产和劳动异化的真正根源，更需进一步指明劳动之于个人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3］（P161）动物也生产，但它只生产自身，“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P163）。人成为普遍的存在物，乃是因为他可以超出自己的限度知晓他物的限度，并能够把各种尺度既分别开来又统一起来；人是通过创造一个对象世界而创造人本身的。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P163）。

然而，在异化劳动过程中，一如马克思指明的那四种情况，我和我的劳动产品处在矛盾、对立、对抗之中，我的劳动产品非但不归我所有，反而制约着我、反对着我；我和我的劳动过程处在对立之中，劳动不再是乐趣，相反，我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我和其他人处在对立之中，我通过劳动过程创造的社会关系不再能证明我的社会本质；我和类之间也处在对立之中，我无法获得普遍性。那么，是何种原因、何种力量造成劳动异化、社会关系异化呢？马克思说，我们要先行“解决两个任务：（1）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2）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3］（P167-168）。

在马克思得到的这些东西中，共产主义是最根本的方面。起始于国民经济学而达于经济人类学的高度，并非仅是思想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它必须也一定是历史的逻辑，而共产主义正是实现这历史逻辑的社会过程。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描述和论述是经济人类学和哲学人类学式的，是理想的、整体性的，但绝不是空想的、幻想的、片面式的。它基于私有制又超越私有制，一如私有制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超越私有制而达于公有制、社会统一管理，也同样具有历史必然性。那么，共产主义是何以使人的劳动、社会关系回归人本身，使人重新占有自己的社会本质的社会运动呢？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在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3］（P185-186）

如果这种解答已成现实，那么人的耳朵、眼睛，人基于感觉器官之上的各种感觉，人的心灵、美德都将成为人的；进言之，人将以人的方式运用这些器官和感觉去感知、感受世界，表达对世界真挚的情感。毫无疑问，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和论证已不再是经济学、经济人类学，而分明是哲学人类学式的规定。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状态和阶段，是历史辩证发展的必然后果和充分体现。它既是对私有制的肯定，又是对它的否定，是带着以往的成果向人类更高阶段的进发；它使人的眼睛、耳朵重新成为人的感官并产生感觉，因为音乐只有对听懂音乐的人才有意义，对忧心忡忡的穷人而言，再美丽的花朵也没有审美价值。共产主义是对现有非人状态的积极扬弃。马克思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美好社会的设计，绝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撇开现实的历史现实，空造楼阁，自说自话，而是将思想的逻辑建基在历史的逻辑之上。这一过程正是马克思寻找和建构实现共产主义现实基础的过程。一如理想必须基于现实才是可能的、现实的那样，经济人类学和哲学人类学必须立于经济哲学之上，才是确证的、可信的。1844年前后，马克思写下了重要的由九本笔记组成的《巴黎手稿》，大量的国民经济学材料，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的社会现实，促使马克思带着共产主义理论和理想去追寻实现理想的现实道路。这一心路进程正是从经济人类学和哲学人类学转向经济哲学的过程，因为思想的逻辑必须基于历史的逻辑。经济人类学在逻辑上优先意味着人类的价值追求先于历史而发生，它是人类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的动力；历史的逻辑又是时间上在先的客观力量，不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价值追求都会是空想的、幻想的。对经济规律、资本本质的理解和把握必须是哲学式的，这就是经济哲学。经济哲学以经济人类学和哲学人类学为价值依据，而经济人类学和哲学人类学必须以经济哲学为事实根据。

二、经济哲学何以时间上在先：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现象学

显然，就像外化、异化、非人道不是源初性的，而是过程和后果形态的“此在”那样，对异化的研究也绝不能是过程主义和后果主义的致思方式，必须将异化、非人道还原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定的历史场域中来。这个还原工作由四个步骤组成：资本——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思维还原之最后结果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它内含着资本、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不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总体性概念出发，就绝不可能对资本、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作全面的考察、批判和论证。

（一） 经济哲学的单义形态：资本现象学

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经济活动之实然的和应然的“是其所是”的追问，是对两种“是其所是”之原始发生的根据和依据的考察，是对发生过程之内在逻辑的把握，是对发生结果的批判，考察、把握和批判必须也必然用到系统论奠基和生成论奠基这两种致思范式。

1.系统论奠基中的资本。马克思对资本的考察、把握和批判正是充分使用了系统论奠基和生成论奠基这两种范式。不理解马克思这两种致思范式便不会理解马克思为何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中从商品开始。马克思在充分论述了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和应用之后说道：“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2］（P32）

那么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是怎样的呢？进言之，什么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初始性力量，万物由它产生，或它展开自身为万物，而万物又复归于它。这个社会关系不是别的，正是商品关系。产品只有成为商品，商品再转换成货币，货币成为普遍物，它可以代表一切商品，通过这种两次转换，就实现了一个神奇的后果：增殖。这不正是资本的原始发生过程吗？基于这样的沉思进程，马克思说：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2］（P32-33）

从这个分篇不难看出，马克思对资本的思考恰是经历了自己说的双重逻辑：从国际市场和危机——生产的国际关系——三个阶级——普遍交换——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资本。通过对繁茂芜杂现象的蒸发得出最抽象的规定，资本就是这个抽象的规定，是被把握在意识中的具体，它最抽象但却最具体，因为它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全部要素及其可能性；展开这个抽象的规定为其他物便是马克思在这个“分篇”中所列出的诸种要素。这是倒序或逆向思维发生学，即思维的逻辑。它从感觉和直观入手而终结于那个不可视见但却是始点的那个抽象，人口—经济关系是感觉和直观到的具体，感性具体，资本是那个不可视见但却可以规定的始点，是抽象的具体，越是抽象的越是具体的，因为它包含着一切从它而出的一切可能性；当这个始点展开自身为他物时，因它而来的一切可能性就变成了现实的存在，不论这种存在是合乎理性的还是背离理性的，似乎都有存在的根据。这是正向的历史发生学，即历史逻辑。资本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的本体论，作为初始性力量，它使其他的社会关系和国家现象成为可能。人们认识到资本的神奇功效，并试图做资本家：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4］（P46）

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资本变成了真正的公共事物，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剥削和被剥削的地位上共同生产着这个公共事物。资本家通过支配雇佣工人的劳动获得了资本；雇佣工人通过供养资本家失去了资本。然而，如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谈到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时说到的，奴隶通过维持自己的奴隶地位才能获得生活资料，奴隶主只有依靠奴隶的劳动才能获得支配地位。所以马克思说，雇佣工人只有消灭自己被雇佣的地位才能消灭雇佣他的资本家。在资本本体论基础上产生了两种资本认识论，一种是资本家的，只有拥有资本、运行资本才能获得增殖，才能处于支配地位，资本是使自己成为资本家的“致富之路”；另一种是雇佣工人及其理论代言人的资本认识论，工人只有成为自觉的、有理论的、有理性的社会力量，才能看到资本的罪恶，找到消灭私有制的正确道路。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则用“批判的武器”表达资本的本质，并以此引发“武器的批判”。“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5］（P822）马克思用历史发生学的方法，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描述了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和工业资本家产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满着血腥立法和无耻的身心摧残，“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5］（P846）。作为历史发生学，资本一经产生，便沿着属于它自己的逻辑而展开其自身，这便是资本现象学中的第二个方面——生成论中的资本。这是顺序或正向的历史发生学。

2.生成论奠基中的资本。资本生成论内在地包含两个环节，即原始发生和自我展开，前者已由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给出，当资本以历史的方式生成之后，它便沿着其自身的演进路径自行展开。《资本论》开篇便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5］（P47）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资本的演进逻辑划分成三个环节：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如果将这三个环节视作某个特定主体如资本的自我展现过程，那么作为第三个环节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就应该是资本实现的总过程。那么，马克思为何没有这样安排，而是把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这两个环节统合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呢？

为准确把握马克思思想的真谛，就必须这样去理解和把握：如何正确把握和理解资本、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资本是使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可能的基础，没有这个“灵魂”又何来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社会呢？（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三种意义上理解资本主义：其一，作为价值观念的资本主义，那就是用功利、利益、效用去决定人的行动，评价人的行为，在极端的意义上，这种价值观可能导致个人利己主义、集团利己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用资本的逻辑去支配政治的逻辑和文化的逻辑。其二，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这就是通过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组织方式获取最大化收益，而这正是资本的使命；等价交换原则和收益最大化原则正是实现资本使命的两个根本保障。其三，以利益最大化为观念基础、以市场经济为社会基础构造起来的一个复杂的社会设置，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由思想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构筑起来的社会有机体，它的思想观念和制度体系都是围绕着利益最大化而构建起来的。

马克思说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5］（P8）以铁的必然性表现出来的资本逻辑在其发生的前提和过程中，不但基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原罪”之上，更在于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导致诸种罪恶。没有对资本逻辑的揭示就不可能揭示资本剥削的秘密，更不会发现生产的社会化和剩余价值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就找不到超越资本主义并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因此，《资本论》的使命就在于揭示资本逻辑的全过程，并以此为回归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预设的属人世界指明现实的道路。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看一看资本是如何展现其自身，又是如何实现增殖目的的。

没有商品生产就不可能有资本产生，没有流通（交换）资本便不可能实现，所以商品和货币是资本的两个翅膀和两个风火轮。资本是无形的，但要让无形的资本具有无穷的力量，就必须借助有形的翅膀，正是有了商品和货币，资本才会使自己由鲲变为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鹏。资本也像一辆战车，没有商品和货币这两个风火轮，这辆战车也就永远飞奔不起来。如果现代生产逻辑停留在商品上，而不能通过交换变成货币，那么生产逻辑就会停滞，出现实体性的经济危机；如果停留在货币之上，而不能购买商品，那么就会出现金融危机，所以，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乃是资本逻辑的两个最大障碍。资本就是在商品和货币之间不断跳舞的舞者，人们看不到它却能感受到它，它就像商品和货币背后的隐形人，商品和货币均成为这个隐形人的木偶、道具。

那么，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如何生产资本呢？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产生资本的经济基础。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而交换的根源在于个体需要的多样性与其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通过交换才形成了多方面的需求和全方位的满足。在人类早期的部落内部以及部落之间便有了交换行为，但这些交换行为更多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即通过交换建构和强化人际关系，积累社会资本。及至产品有了更多的剩余，也有了普遍的交换欲望时，一种用于生活目的的物物交换开始出现，这就是W-W。由于物物交换有极大限制，因为它无法突破时空制约和地域限制，人类便发明了充当交换的媒介即货币，此时的交换行为变成了W-G-W。当直接的和间接的物物交换发展到更加高级的状态即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时，商品就逐渐变成了一种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的力量。“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5］（P88）商品原本是由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价值物，然而，这个价值物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5］（P88）。将人的劳动主体和劳动过程产品化，再将产品商品化，而商品一经形成脱离人而独立存在，就又不决定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决定于劳动商品化这一形式，进一步地决定于通过这种转换而获得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最终根源。“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5］（P89）如果说，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者与劳动过程、劳动产品相分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外化、对象化过程，进一步地被物化的过程的研究，还是一种理论上的、基于国民经济学观点之上的批判，那么在这里，就是马克思在充分批判之后所能把握到的商品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真正根源。

然而，劳动产品的商品化，社会关系的物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外化、异化还远不止于此，如果仅仅停留于产品商品化、停留于简单的商品交换中，那么那个以获取增殖为目的的资本就永远不可能产生。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而要完成不同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就必须生成一个相同于又不同于各种使用价值的公共价值，这个公共价值就成为衡量一切使用价值的尺度，这个尺度就是凝结在商品上的一般人类劳动。这一过程就是把所有特殊普遍化、把个别一般化的过程。这个超越个别和特殊的抽象物，从特定的产品到一般性的符号代表，从原始社会的贝壳到农业社会的金银，最后发展成容易分割的黄金、便于携带的纸币，直至今天的观念货币。产品商品化、商品货币化，这是资本形成的关键一步。产品商品化、使用价值价值化、价值货币化、货币符号化，（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使人们的占有欲和支配欲被激发出来。跟随商品拜物教而来的是货币拜物教。货币何来如此之大的魔力？货币所以有如此大的神奇功效，在于货币的代表功能和支付功能。货币作为价值的代表者一经从无限多的商品交换中游离出来，就成了超越一切使用价值的价值，一切使用价值只有获得货币的认可、衡量、比较才能获得它自身的价值。货币作为价值的代表，首先它意味着财富，是一切财富的象征，它什么都不是却又什么都是，并非所有的使用价值都能兑换成货币，但货币却可以转换成任何财富；其次它意味着享受，更神奇的是，由于货币具有可拆解可合成的功效，既可以把分散的货币积累起来获得更大的享受，也可以把大宗货币分解成小额符号，分散享受。积累货币就等于积累财富和享受，由于是“意味着”，所以货币与货币可购买的价值物保持着足够的时空距离，这容易把人带进虚拟享用的境地，不仅拥有货币的人可以拿着现实的货币去想象，借助超强的想象力将自己置身虚拟享用境地而不知返，即便是没有现实货币的人，也可以拿着观念的货币沉浸在想象的享用中。

那么，资本家是如何通过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实现其价值增殖目的呢？资本家必须成为既是买者又是卖者的同一个主体，才能实现获取增殖的目的。“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5］（P193）那么，增殖产生和实现的具体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呢？在流通领域，资本家以双方认可的价格完成了生活资料和劳动力的买卖，尽管劳动者可能是不得已，但他明白，如果不出卖劳动力，不使自己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他就无法获得为其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劳动力的买卖完全是在双方同意之下完成的，遵循了等价交换原则，根本看不到增殖的过程，揭示剥削的秘密。因为一如马克思说的：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惟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5］（P204-205）

如果说，在平等交换的形式下隐藏着剥削的秘密，那么这个秘密又是如何在流通和生产领域完成的呢？表面看来，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是在法律的保护下，在利己心的推动下，以自由平等的形式完成交换的，但这个劳动力却不是一般商品，它与可交换的生产资料有本质不同。生产资料中的所指和能指是完全同一的，劳动改变的是生产资料的形态和结构，正是形态和结构的改变才产生了新的使用价值，它是质料的转移，而不是质料的再生。与此相反，劳动力则是在能指和所指上存在差异的特殊“质料”，能指是劳动力在具体使用之前被确立下来的价格，这个价格是通过确定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确立的，而所指则是资本家意愿的劳动力实际创造的使用价值，就像所指大于能指从而有一个语言剩余那样，由劳动力的使用创造的使用价值的总和大于资本家以劳动力的名义支付给雇佣工人的价格。其秘密就在于，人们把劳动力与劳动的使用混同为同一件事，资本家购买了雇佣工人的劳动力也就等于购买了劳动力的使用过程，“谈劳动能力并不就是谈劳动，正像谈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谈消化一样”［5］（P201）。资本剥削的秘密除了表现在劳动力和劳动的差异被掩盖之外，还在于使用价值和创造价值在时间结构上的差异。“劳动力这种独特商品的特性，使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买者和卖者缔结契约时还没有在实际上转到买者手中。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它的价值在它进入流通以前就已确定，因为在劳动力的生产上已经耗费了一定量的社会劳动，但它的使用价值只是在以后的力的表现中才实现。因此，力的让渡与力的实际表现即力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在时间上是相互分开的。”［5］（P202）

雇佣工人出卖劳动力，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然后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创造人类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这多么符合等价交换原则啊！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给劳动力支付报酬，是在劳动力按购买契约所规定的时间发挥作用以后，例如是在每周的周末。因此，到处都是工人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预付给资本家；工人在得到买者支付他的劳动力价格以前，就让买者消费他的劳动力，因此，到处都是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5］（P202）。因此，表面看来，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过程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实现了劳动者的对象化过程，（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劳动产品是我的个性及个性特点的证明，“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做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5］（P208）。

在资本支配商品和交换、支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语境下，雇佣工人要在劳动过程和增殖过程的双重支配下，从事着没有乐趣的、不能证明自己本质力量的劳动。雇佣工人一旦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劳动力的使用过程也就同时归资本家支配了。在创造剩余价值的方式上，资本家通过延长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余劳动时间这种初始的方式，获取剩余额，这是一种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同时也随着雇佣工人之劳动技能的提高，资本家开始使用在规定的劳动时间内提高劳动效率、劳动强度的形式，获取剩余价值，这是一种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还可以根据供求规律、整个经济状况而交替或混合使用这两种方式。马克思不但揭示了剩余价值产生的规律，还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现象学。

（二） 经济哲学的合义形态：资本主义现象学

商品、货币、生产、流通、资本、资本积累、剩余价值、利润……无疑是马克思分析和论证资本运行逻辑、解释资本剥削秘密的核心词，其目的在于将资本的运行逻辑把握在意识中，呈现在表象里，可称为资本现象学。但资本只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复杂社会设置的核心，核心虽然是基础的、根本的力量，但却不是全部。如果把资本的运行逻辑视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甚至视作铁一般的自然规律，那么改变基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和压迫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有把资本主义看作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特定阶段，社会结构的特殊形态，那么修正它、改变它、超越它才是可能的。因人而成的事情也会因人的努力而得到改变。因此，只有标划出资本主义的整体画面才能找到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道路。这个整体画面的标划就是资本主义现象学。

1.标划资本主义整体画面的方法论原则。辩护与批判是马克思标划资本主义整体画面的方法论原则。辩护与批判的哲学依据在于事实根据和价值依据，而这正是部门哲学如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研究等必须着力的方面。无论是辩护还是批判，都必须首先基于历史事实，直面事情自身的目的就在于呈现事情自身的原始发生和历史演变，这是我们能够做什么的问题；而应当做什么则必须基于能够做什么之上，用韦伯的术语说便是客观因果性陈述和意义妥当性陈述。基于事实逻辑之上的辩护旨在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定阶段和特殊形态，它从根本上颠覆了先前的生产方式，找到了据说是相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方式，这就是市场经济。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中，生产和消费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甚至可以说，生产首先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消费，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借助分配和交换，它打破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直接对等关系，建构起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每个人只有将个人的产品和活动变成社会性的，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目的。

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这种必然性本身证明了两点：（1）个人还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2）他们的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的生产，不是本身实行分工的联合体的产物。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2］（P52-53）

但作为对过往社会形态的继承和超越的资本主义，也为超越它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提供了基础。马克思将辩护与批判的哲学精神贯彻到了他对资本主义整体画面的标划之中。在这种贯彻中，马克思充分运用了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这两种致思逻辑，而时空结构的有机统一恰是历时性结构和共时性结构的统一。

2.历史时间中的资本主义。发生史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时间性。一如前述，一个事情的原始发生有两个在先，一个是逻辑上在先，即有一个类似于本体这样的初始性力量，它展开自身为他物，而他物又复归于自己。逻辑上在先既可以是事实层面的，也可以是价值意义上的。人类从未放弃过对一种整体性的好生活的追求，它先于事实而发生，它作为动力、作为人类命运推动着人类孜孜以求、殚精竭虑的那个目标，它构成了人类的信念。另一个是时间上在先，资本主义先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发生，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基础，贡献了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也提供了造成外化、异化、剥削、非人化的教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要借鉴经验和吸取教训，向人类对整体性好生活的追求迈出关键的一步。在致思方式上，也只有把资本主义放置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才能作出既有事实根据又有价值依据的辩护与批判。

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史前史研究，指明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性；通过对资本主义之后的历史的预设，揭露出资本主义的非人道性和代价的历史性。资本主义把人从先前的人对人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接着又把人抛到物的关系的支配中，所以资产阶级有革命的一面。“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4］（P34），通过全方位的革命，资产阶级解放了生产力也发展了生产力；它打破了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障碍，使一切都运动起来、活跃起来，让一切都处在变化之中。“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4］（P34-35）（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资产阶级炸毁了传统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4］（P36-37），资产阶级消灭了旧的私有制，却又创制了新的私有制，如同任何一种以压迫和剥削为根本性质的私有制都会被改造那样，资产阶级私有制同样也会随着最初的合理性变成最大的不合理性存在，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性和时间性。如果资产阶级消灭封建的私有制是革命的行动，那么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也同样是革命的，而且是最为彻底的革命。“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4］（P45）所以，共产主义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之所以把资产阶级看作具有历史性和时间性的，那是由于它不过是人类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好社会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和形态。

马克思关于资本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学研究，只是为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而做的充分的理论准备。在狭义的范围内，关于资本的研究必然涉及经济学、经济哲学和经济人类学，没有这些相互关联的沉思过程，资本的经济学、社会哲学和人类学性质就无法被彻底揭示出来，资本、资本主义的原始发生和演变逻辑就不可能成被清晰地呈现出来。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说，关于资本的研究，迄今为止没人能够超过马克思。从广义立场来看，马克思关于资本问题的研究，无论运用何种致思方式，如经济学、政治哲学或经济人类学的，都不构成目的自身，就如同人类采用资本的形式进行生产、创造财富，只是促使人类实现自身解放、回归人本身的一种手段，如果把创造剩余价值视作劳动的根本甚至唯一目的，那么连同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一起，整个社会都处在异化状态。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的终极目的是发现资本剥削的秘密，寻找超越资本主义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基础，构建回归属人世界的根本道路。我们以经济哲学和经济人类学来标识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的双重逻辑，也同样不是目的自身，一如资本是通达属人世界的一个环节那样，经济哲学和经济人类学作为一种致思范式，也是通达哲学人类学的步骤。

三、从经济人类学到哲学人类学：回归属人世界的现实道路

马克思对劳动、劳动异化、私有制、非人的现实的批判，绝不是单一的情绪和情感表达，而是批判与预设的有机结合，在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预设了一个美好的“属人世界”。马克思是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不是空想和幻想的而是以对铁的社会规律的把握为基础的理想主义者；马克思又是现实主义者，但不是资本家、商人、官僚那样的实用主义者，而是孜孜以求于那个实现美好世界之现实道路的现实的革命者，是历史规律的发现者，是历史进步的推动者；他要用“批判的武器”推动“武器的批判”。经济哲学——经济人类学——哲学人类学是马克思把握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飞跃历史进程的思想逻辑；低级形态的私有制——完备形态的私有制——共产主义公有制，是人类实现自身进步的客观（历史）逻辑。只有当人类自知其是历史逻辑的表象者和思维者，并成为有强烈意愿超越资本主义而进升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的时候，一个真正的构建共产主义观念和社会制度的运动才会到来。这既是观念上的哲学人类学，也是实践上的哲学人类学。

（一） 基于资本逻辑又超越资本逻辑的内在根据：从劳动的外化到劳动的回归

马克思在“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前的各社会形态又不同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这个标题之下，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以往社会的超越性特征，即“在这种社会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2］（P52）。这种特征为建立更高社会形态创造了条件，“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P52）。那么，第二阶段如何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呢？这里有极为复杂的情形。第一，在马克思看来，第三阶段之所以高于第二阶段首先表现在，个体的生产能力、整个社会的生产水平、全部的生活资料，无论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至少不低于前一个阶段。第二，若是无产阶级以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一切机器的形式夺取政权，成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主人，但却破坏了能够带来财富的经济组织方式即市场经济，从而使人退回到人对人的依赖状态上去，那么，这样的政治革命就不具有进步的意义。第三，既要保留高度发展的生产能力、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又要将劳动产品、劳动过程回归于劳动者那里，个人的劳动能力不再仅仅是生产使用价值、价值的手段，而是成了共同的社会财富，此种统一如何可能？第四，如若此种统一是可能的，那么如何从资本运行逻辑的内在结构中寻找超越资本的积极要素？第五，马克思设想的真正的“属人世界”乃是一个整体性的意义世界，是经济、政治和文化高度且协调发展的世界，财富的增长和公平分配是基础，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主人是政治保障，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根本目的，那么，作为经济基础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如何从资本的运行逻辑发展出由社会统一安排劳动、共同分配社会财富？

1.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变成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何以是进步的？“在前一场合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后一场合则在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2］（P58）。两种场合下的个人都受到限制，一个是受他人限制，一个是受他物限制，但社会后果却不同。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下，个人的生产能力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在第二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毫无疑问，只有在普遍联系、全面交往的状态下，个人的劳动能力才会得到提高；只有通过精细的社会分工，不同的生产部门才会在专业化过程中生产出形态多样且使用价值丰富的产品来；丰富多彩的生活资料可以满足人们日益发展起来的多样化的需求；全面的依赖关系使每个生产者为所有其他人生产，其他人也以他的方式为我服务，这就为马克思设想的“假如我们以人的方式来生产和享受”出现的情景奠定基础；“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命题表达的正是人的社会性的不断生成和扩展，是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表现。然而，只有个人的劳动力成为商品，只有当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在劳动过程被当作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时，个体劳动的社会性才被建立起来。而劳动的使用价值一经变成价值参与社会总价值的生产和流通时，它的劳动结果连同劳动过程就不再归他所有，而且还反过来制约他，奴役他，死劳动支配着活劳动。这分明是一个悖论，劳动者只有完成对资本家而言的增殖，才能完成自己的价值，才能获得维持自己生产的生活资料；个体获得社会性是以失去社会性为条件的，那么如何使人的社会性成为人的呢？马克思将第二种和第三种社会形态放置同一种“普遍交换、全面联系、多方面需求”这一场域下加以比较，借以现出从物的依赖性到社会依赖性的内在逻辑。

2.从物的依赖性到社会依赖性的转变何以是超越资本主义而发展到共产主义的根本道路？在由资本的剩余价值逻辑支配的生产系列中，个人劳动只有首先将自己的私人劳动转换成一般人类劳动，即将自己劳动的使用价值转换成交换价值，换成货币，才能获得它的社会性；而在社会共同占有劳动并共同分配劳动成果的状态下，“生产的社会性是前提，并且参与产品界，参与消费，并不是以互相独立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中介。它是以个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生产条件为中介的”［2］（P67）。如此看来，共同性、公共性是资本运行逻辑的本质和特征，但这种本质是作为前提出现还是作为结果出现，是区别生产和生活资料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的基础。

在私有制状态下，虽然每个雇佣工人都参与了社会总的生产过程，为社会总财富提供了使用价值，但雇佣工人赖以进行生产的条件、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都垄断在资本家手里，国家被几个大的财团控制。资本主义生产虽然造成了流通、交换、第一大部类和第二大部类的共同性或社会性，但这种共同性却不是劳动者之本质力量的回归和证明，反而是控制和支配他的劳动、他的意志的异己力量。前提的私人性和结果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在私有制范围内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在公有制范围内，所谓过往劳动结果的固定资本，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原本就是公共的，具有共同性和社会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每个劳动者都参与了总的社会生产，他无需将自己的产品通过交换变成交换价值，变成货币，他的劳动由共同的劳动组织根据他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直接兑换成货币，然后用货币取得社会共同生产中的份额。私有制与公有制之于劳动者意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其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的关系是：私人性——社会性——私人性；在公有制条件下则是：社会性——私人性——社会性。

3.从劳动时间到社会时间：时间的人类学意义。如果说公有制与私有制在劳动者与其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的关系上体现的是过程价值和结果价值，那么在人类学的意义上，则是时间之于劳动者的本体论意义。时间是生命的存在方式，也是生命价值的展开方式；时间作为流动的生命，刻录了一个生命体在自然规定的界限内完成的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在三个层次上定义时间，即自然时间、社会时间和意义时间。

自然时间是可以用物理手段标识精确刻度的自然流逝，是可感知可计算的流逝，表现于外就是四季变换、斗转星移；表现于内就是岁月沧桑、终老一生。自然时间是被自然规定好了的人生刻度，无论是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逻辑还是公有制场域下的共同劳动、统一分配，都不会使自然时间变少或变多。但在自然时间规定的界限内，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思想和智慧改变生命过程的质量，提升生命的意义。这就是社会时间。在社会时间的结构内，如同人的生命也是自然现象一样，生命的运行也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这就是必须有一定的自然时间恢复自身体力，进行休眠，使自己在睡眠中恢复体力、积累精力。在社会时间结构中，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是用于创造生活资料的时间，这就是劳动时间。除去睡眠、劳作时间之外，剩余的时间便是每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自由时间。自由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关系无疑是与一个民族的信仰、习俗、禁忌等多种因素相关的，假如这些文化因素已经给定，在现代生产逻辑之中，它们的比例关系就完全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了。但这也不能得出结论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自由时间就一定会延长。在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终极目的的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未必会延长雇佣工人的自由时间，因为资本家会在贪欲的推动下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时间，将原本属于自由时间的段落“划归”到必要劳动时间之中。即便拥有一定量的剩余时间也要用于劳动过程的安排，如为提高劳动技能进行的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这就是马克思说到的，不但在劳动过程中感受不到快乐，在劳动之外依旧感受不到快乐。时间不但具有经济意义，还有经济人类学意义，更有哲学人类学价值。“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2］（P203）

资本主义在其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延长自由时间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化大生产而言同样重要，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由此造成的自由时间的延长，更具有人类学意义。

将劳动回归到其初始的伦理本体地位，通过重建劳动者、劳动过程、劳动产品之间的对象性和印证关系，使劳动超越它的经济意义，而获得经济人类学和哲学人类学意义，乃是共产主义的根本任务。

（二） 回归属人世界的根本道路

马克思终其一生的伟大事业就是寻找人类解放的道路。在这种艰苦的追问和追寻过程中，马克思在预判与预设相统一的前提下，构想出了“一个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美好世界图景。然而，在资本统治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任何人给出一个实现这一图景的具有充分根据的道路。（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6］（P551）；“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6］（P551）；“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6］（P554）。这些矛盾是资产阶级无法克服的，必须由无产阶级经过社会革命加以彻底解决：

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6］（P566-567）

马克思探索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发现资本剥削的秘密，指明资本运行逻辑的历史性和阶段性，内心充满了期望、渴望，也布满了忧虑和焦虑。他从类哲学理念出发，指向资本主义的特殊，最后又回到人类的解放；从人类个体到人类整体的回归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带着用铁一般的逻辑和诗一般的语言呈现出的对规律的把握和运用之后的回归，是超越论的回复。笔者以“在经济哲学和经济人类学之间：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的双重逻辑”为题，感悟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规律的心路历程；领悟马克思终其一生地关注、执着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精神；体悟马克思为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而殚精竭虑、忘我工作的人格魅力，在全球化的今天，其哲学人类学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作者简介：晏辉，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